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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续执政合法性（下）五 ?美国（和类似西方国家）具有“体制高合法性 + 政权低合法性”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权力盖过政治权力。 我一贯是主张人类文明探索的多元化，不管还是资本权力大一点还是政治权力大一点的社会，都可以试试。但美国在构建相应政治体系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很精明但又不那么智慧的选择：资本家不直接执政，而是选择将（通常并非资本家的）政治人物以普选方式推向前台执政，同时设法对政治人物进行极强的制衡。这是所谓“资本主义普选代议制”的核心。 说这个体制精明，主要是因为它以每一届政权的低合法性为代价，换取基本政治体制的高合法性。 这里我使用政权而不是政府这个词，政权一词包括政府和国会。说这套体系缺乏大智慧，主要因为它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改革的政治成本过高。 很多人由于不区分体制合法性和政权合法性，会误认为西方政权具有高合法性。其实有高合法性的是西方这一套政权更迭的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政权，因为政权没有和体制捆绑。而通过将责任周期性推卸于更迭的政权和选择政权的选民，社会矛盾对基本体制的冲击得以大大降低，从而实现了体制的高合法性和稳固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兼顾了体系稳定性和相当程度的群众政治权利。 但政权合法性低导致很大一部分精力要花在维持合法性上（主要表现为竞选连任，中期选举甚至地方选举等）。既大大消耗了精力也大大加剧了党争烈度。注意，其他体制也可能有激烈党争，但这种体制下的激烈党争是有制度性保障的而且发生频率极高的，事实上具体到美国已经几乎贯穿整个执政周期。 这种情况下施政成本没法不高，成本高最主要体现在时间成本上。而且常态下的施政高成本本身可能还不是最麻烦的事，因为长此以往全社会是可以演化为适应高施政成本的组织形态的。 真正的大麻烦在于需要进行大改革的时候。从长历史眼光看， 要么由于环境的变化要么仅仅由于系统运行的时间长了之后出现的各种内部问题， 再好的系统都是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而很多时候大改革之所以“大”就在于要么产生成功的巨变要么失败。 此时高成本施政问题可能直接就导致大改革没法搞。 当然历史上美国也有过较大改革的成功。太古早的就不说了，参考价值不大。有参考价值的是罗斯福新政和从尼克松到里根的改革。但我要指出： 1 美国的那两次成功改革有天上掉馅饼似的天时：亚欧列强严重内耗。罗斯福新政等到了二战坐收渔利的机会而尼克松到里根的改革离不开中苏对抗的外部良好环境（否则美国一收缩调整中苏就出击席卷亚欧咋办？）。 2 美国的改革和下面说的中国体制下的改革（包括但不限于1978后的狭义的改革）不可同日而语。 很难想象美国的政权能够支撑中国在1949后曾做过的那样力度的各种改革。 美国当下的情况很明显，就是陷入了迫切需要大改革但非常难进行大改革的境地。天时有没有？有，就是投共。但从政治上看这比起历史上欧亚列强严重内耗后调整美国政策要困难得多。 而美国现在面临的改革之难度，应该是超过了美国曾经的改革之难度。此次改革之难的关键在于：美国中枢不振使得其他的改革很难进行。 我在之前分析美国政军情混乱的时候，就不止一次痛心疾首地强调过，虽然不能说美国现在就失去了进行成功大改革的希望，但形势确确实实是不容乐观的。 更麻烦的是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主心骨，美国体制的很多问题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多多少少存在。因此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普选代议制的困境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困境。 六 ?西方体制已经出现具有代差的落后 我的前两篇实际上都是在论证中国体制的持续执政高合法性（聪明的读者，你看出来了吗？）。当时我没有详细区分体制合法性和政权合法性。原因也很简单，二者有很深的捆绑，同时具有高合法性。 在两种合法性双高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成本横向比较的话是相当低的。我国人民有时候觉得好像改革的代价大了一点， 这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我国进行的很多改革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的改革，因此他们连参与比较成本的资格都没有。 这里所说的成本不仅仅有改革成功的前提下所付出的代价， 还包括改革不成功的情况下承受住失败再出发。建国以来有一些改革其实是失败了的（探索中的曲折），但是强行撑住了。我以前总结过我国建设阶段成功的秘诀，国内部分的因素大体说来就是6个字：多试、强撑、躺赢。多试好理解，躺赢就是复制推广成功经验利用体量和效率迅速收获巨大利益。而这里的强撑指的是试失败后强行顶住再想其他办法。强撑本质上靠两条，一条是高组织力，一条是高合法性。 我国的这一套具备上述特点的体系，是在极其复杂的近代历史中锻造的。我以后会写一个我国近代史的复盘，主要是要论证中国走了一条近乎不可能成功之路而居然成功了。成功的结果就是我国在人类政治文明进化史上已经进入到了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对各国的政治体制都具有降维打击能力。 考虑到中国的制度性突破，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代议普选制不仅本身身处困境，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明显落后。 七 ?中国应该帮助美国和西方实现政治体制升级 简单的说,尊龙人生就是博支AG发财网，从长远看（放眼21世纪后期），中国应该设法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重大政治变革。 变革的结果应该指向美国走向高体制合法性+高政权合法性的状态。实现的模式不应该是照搬照抄中国的模式，毕竟美国自有国情在，而且中国也要尊重美国的政治独立性。但是，两个高合法性应该是基本的努力目标。 为什么中国要帮助美国？道理可以讲很多，我就讲两条我认为最重大的。 第一，为了避免人类文明的重大风险。如果西方世界长期在与中国有代差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竞争，他们的劣势可能会扩大到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现在不觉得，但过了一定阶段后可能会急速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出现某种严重失序和崩溃是可能的。可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依然掌握着强大的武力特别是美国掌握庞大的核武库。 所以仅仅从全球安全特别是核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也不应该坐视西方国家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劣势太大。 第二，如果西方国家长期和中国相比有巨大的体制劣势，中国有可能会因为缺少国外的有力良性竞争而走向某种迷失。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好几篇，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现在美国比较强，它给中国比较大但又不太大的压力，既能避免中国懈怠，又不至于把中国压垮。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很健康很有利的国际环境。 但由于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巨大规模优势以及相对于西方的统一优势，如果相对于西方的上述体制优势一直维持下去的话，除非印度强势崛起，恐怕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从外部对中国施加比较大的压力以避免中国懈怠了。而就算印度强势崛起能够施加巨大压力，考虑到印度的体量，这个压力又可能过于巨大导致中国应对失措。所以最有利的情况应该是西方在重挫之后大改革取得成功，重新焕发活力。 西方重新焕发活力的主要标志，是美国欧洲的人均主要经济指标不应该明显低于中国。我知道很多人要说我头脑发昏了。我再强调一遍，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的是哪怕到了比如说六七十年以后，西方的人均核心经济指标也不要明显低于中国（此外还要注意彼时的核心指标很可能不是GDP体系而是由中国设定的和未来经济更匹配的新指标）。这样的话，考虑到西方总体的人口规模，一个健康的外部良性竞争环境就得以保持，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都能以良好的政治状态进入22世纪，应对彼时的重大技术革命挑战。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开放问题，愿意把它提出来供网友思考。我自己有若干很不完整的初步想法，在以前的文章中零散提过（比如最高三人团，又如重新将美国史断代为三段并趁着投共机会宣称改元换代建立第四合众国重新制宪等），以后还会进一步探索。 八 ?中国应该构思某种世界性准政权的实施方案以及相关的合法性意识形态 仅仅让西方恢复活力还不够，因为大多数地球人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西方人。另一方面，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和体制先进性， 承担深度整合地球的任务并不为过。当然由于军事技术的特点，世界安全格局的基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美俄大三角。再考虑到美国对欧洲日韩等其余工业国具有的较强政治文化影响力和自身的第二经济实力，我认为整合地球的领导应该是联手后的中美俄。我一直鼓吹美国投共联俄，之后做什么呢？就是三家治球。 世界性准政权的具体方案很难提前这么远拿出来，但初步构想应该在美国投共前就拿出来，要用宏大愿景来作为吸引美国投共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的初步构想是确立几条大的原则： 1 中美俄务必互相高度尊重各自政治独立性。 2 中美俄应该联手大大压缩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性。 比如可以强制全球裁军争取在很多国家取消军队，又如坚决把世界舆论管起来。当然了，可以不追求全覆盖，对少数难啃的刺头国可以放弃。 3 中美俄应该坚决推进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 推进时要重点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先富带动共富问题”，过程中要建立新的全球财税体制。 4 中美俄要敢于同腐朽落后文化作斗争，努力进行以普及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知识为核心的全球教化运动。 5 中美俄要大大降低全球技术壁垒，强化全球技术合作，开展全球性超级工程。 第一条是团结中美俄必须的，第二条是想要有效治理全球难以绕开的而且和联手后的实力对比也是匹配的。第三，四，五条其实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新三个代表”，分别对应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注意它们的排序，这其实反映了我对三者重要性的排序。 在新三个代表基础上，我们可以思考世界性准政权下的意识形态问题，重点是构建该政权的建政合法性。世界性准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和西方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持续执政合法性构建完全可以相辅相成。 中国的相关有识之士不该再把重点放在当下中国的根本没有任何重大挑战的意识形态或者合法性问题上（我前两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醒大家这一点），而是应该开始重大的政治哲学“世界性转向”。中国应对三千年未有之文明冲击的历程已经圆满完成，下面要驶向全人类文明升级的新的“历史三峡”。 有人或许会问：现在想这些会不会太早？我觉得不早了，因为人的思想塑造要有提前量。如果投共是本世纪中叶左右或者更早就要进行的，那么全球性准政权的治理构想以及意识形态构建也要在差不多时间段能拿出来。因此届时掌握大权和资源的00后（甚至90后）的观点将举足轻重。 而现在正是00后95后开始深入思考社会大问题的关键期。我认为他们容易在三个方向上走偏： 1 对困难估计太严重，认为自己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主要历史任务依然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让中国成为头号强国，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自己的上一代人（甚至上一代半人）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对承担伟大复兴后下一个伟大目标完全缺乏心理准备，有可能像1945年的美国人一样在历史窗口错失良机。 2 陷入某种后现代虚无主义，直接自我放逐出局。 3 仇美之心过重，导致未来难以接受招纳美国投共。 我写很多键政文， 虽然面向所有年龄段，但心中最希望能影响到的读者其实是90后00后（特别是00后），这也是我的很多文章思路超前甚至做白日梦之感的原因。 总之，请年轻的朋友思考，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伟大目标的召唤？还是选择从根本上拒绝去想象这样的未来？ 相关的主题文章： |